文 / 王永红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从中美中心毕业21年了。这期间，我曾因学习、工作的原因到过多所大学，却始终认为“中心”教育的软实力、硬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在某些方面所提供的教育环境甚至是无与伦比的。虽然这些年还未有机会重返“中心”，但对那段改变命运的学习经历，我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心老师的约稿，给了我一个回望、反思所走人生道路的机会，也越发令我感慨“中心”在自己成长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6年春季，我报考了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在校内举办的选拔前往“中心”学习的考试。获得初选资格后，于当年初夏在北京参加了“中心”招生委员会的面试。记得当时的主考老师有三位，其中包括时任中方主任陈永祥老师以及负责学生工作的王安虎老师。由于南开选送了包括我在内四名考生参加面试，所以复试结束后，我也没有感觉自己一定会被录取。这之后不久，暑假开始，我就飞往墨尔本大学参加第二届亚洲大洋洲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一个月后，当我从澳大利亚归来，却赶上了家乡河北百年不遇的洪灾。等灾情稍稳定以后，也就快要到秋季开学的时间了，我这才想起向同去北京参加面试的同学询问考试的结果。就是在和同学的通话中，我才得知自己接下来的一个学年将在“中心”度过。
作者入学当年的中心全家福
在来“中心”学习之前，除了因参加国际会议而在澳大利亚短期停留外，我还从未跟西方的外教和学生有过较深的交往。然而在“中心”的这一年，我却“被迫”与他们朝夕相处，学习生活在一起。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周到的安排，那一年唯一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女生成了我的室友。当得知我刚去过墨尔本时，她非常兴奋，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毛茸茸的玩具针鼹（注：澳大利亚特有动物echidna）送给我，我也回赠她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
其实，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刚开始在“中心”的生活不管在语言、文化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都存在着东西方的巨大差异。所以，基本上还是——中国学生在一起、国际学生在一起。不久，我便发现国际学生在人际交往上更为自然大方。有一次从餐厅走出来，看到一群美国学生坐在走廊的地上，由于我当时性格比较内向羞涩，就打算从他们的身边溜过去。然而，我却被一位美国女同学拽住。她告诉我，他们美国学生都认为我很美丽。我本应礼貌道谢，却一言不发、满脸通红地走开了。制造了这个尴尬场面后，我想没有人会再理我了。哪知道，几天之后，他们居然派代表找上门来。来敲门的一男一女两位美国同学希望我与大家一起去做运动，他们说，这样可以练成“钢屁股”。我一听便吓了一跳，但很快意识到他们是来邀请我参加美式有氧运动的（注：aerobics）。
就这样，渐渐地，我也开朗了很多，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学习生活体会。这为我日后赴美并能较快地适应留学生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那一年里，我也与许多中国同学结下了纯真的友情，一起相互激励、畅谈未来。虽然从“中心”毕业的这些年大家各奔东西、疏于见面，但是这种同学情谊始终珍藏在我心中。
“中心”的美国教授都是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聘请来的相关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几位教过我的美方教授中，对我成长影响最大的是Richard Kraus博士。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退休前曾做过俄勒冈大学的政治系主任。Kraus博士在“中心”教过我包括“美国社会与文化”等在内的三门课程。我也是在他的课上最初了解并开始思考一些有关美国公共政策的重要话题，比如围绕堕胎问题所进行的公共辩论等。
我对他的感谢不止于此。1998年，我从南开大学获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哪知道，原本4月份便已考入国务院外办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我却因政府当年大幅度的机构精简而突然失业。虽然研究中心的几位领导都力争想把我留下，但由于整个部门将被取消并且当时国家有关就业政策还不完善，我最终还是无缘留在这个签约单位。在这种情形下，我想到了出国深造。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匆忙应考，用20多天时间准备了TOEFL考试，又花了两个月准备了GRE考试。
没有人相信我会考得好，包括我自己。然而两门成绩结果却都出人意料的优秀。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在“中心”学习这一年英文水平的提高。在等待考试成绩时，我还需要选择和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这时我想到了教过我的Kraus博士，就恳请他作为我的推荐人之一，并且报考了包括他任教的俄勒冈大学、杜克大学等在内的五所大学。当我得到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后，我立即将这一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了Kraus博士。他说他非常高兴并为我感到自豪，并且期待着与我一起做研究。收到他的这一邮件后，我在择校问题上顿时感到了为难——虽然已经谢绝了其它学校的邀请，但在俄勒冈大学和杜克大学之间我还是举棋不定。一边是当年排名全美第三的杜克大学，一边则是我熟悉的Kraus博士，我不知该如何答复他。聪慧而开明的Kraus博士理解了我的犹豫，几天后他在给我邮件中说，虽然他非常希望我能来俄勒冈大学，但他还是支持我选择杜克大学——因为杜克丰富的资源能为我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正如我永远感激将我选拔到“中心”来学习的那三位老师一样，我对Kraus博士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2000年7月，我在父母牵挂的目光注视下远赴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深造。选择公共政策这个专业纯属偶然，我记得当时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内容是中国已经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设立公共政策的试点项目。后来我才得知，公共政策是杜克最受欢迎的三个专业之一。一直到了1998年，学院才开始考虑向中国大陆招收学生。我所在的班上共有47名学生，我是其中仅有的五名国际学生之一。
作者曾经就读的杜克大学
第一个学期，我们就要上包括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政策分析以及美国政治与制度等五门必修课。每天都是又要写、又要算，还有让人头疼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最让我倍感压力的是，我发现自己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课堂讨论。作为一名国际学生，那时的我对美国的医疗、住房、教育、环境等各项公共政策都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只能迎头赶上。好在一个学期下来，我总算从容自信了很多。第一年完成所有必修课后，我还在第二年如愿以偿地到获得了去杜克商学院学习一年的机会。我的硕士论文也在毕业后不久得到了发表——我也是全班唯一一个发表了硕士论文的学生。
如今回顾起来，我想，有两个主要因素帮助我战胜了“先天不足”的困难。一是我在“中美中心”那一年所受的美式教学训练；二是杜克一流的教师队伍和教学环境。我的教授Philip Cook、Charles Clotfelter、Helen Ladd等人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学家。他们不仅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而且极为平易近人。初到杜克时，那里的中国人很少，加上想念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有段时间我总是显得郁郁寡欢。我的教授们主动找我聊天，还邀请我周末到家中吃饭、打乒乓球。逐渐地，我感到学院就是我在美国的一个家。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爱、付出以及正面教育，我的一切成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希望我所有的努力和所谓的成绩，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
作者在中心期间的同学Malia Du Mont和明燕萍参加作者在杜克的毕业典礼
从杜克毕业后，我先是应聘到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联邦政府和新泽西州政府财政预算、税收政策的分析，特别是研究这些政策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影响。这期间，我还做了一年的福特基金会学者，负责研究如何建立家庭资产项目。就在此时，我父亲得了顽症，我也无法再专注于研究工作，就决定转向一般的事务性工作。我跳槽到纽约的一家私立商学院担任教育总监，同时将精力放在为父亲求医问药上面。父亲坚持与疾病抗争两年之后去世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慢慢走出来之后，我又想起自己热爱的公共政策，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的学术著作。因此，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5年前，新泽西州立大学聘请我做了讲师，一边给本科生、硕士生讲课，一边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目前讲授过的课程主要有：公共政策原理、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方法以及给Honors College本科生开设的论坛课。今年秋季，我还要给学生们开一门“女性与公共政策”的课程。我的与美国高等教育金融改革相关的博士论文项目也已接近尾声。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公共政策的领域里徜徉。时常有中国朋友把我的专业搞错，有人说我是搞公共关系的，有人说我是学政治学的，也有人说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等等。其实，公共政策的实践性及应用性非常强，它不是一门纯理论化的学科。它与政治、法律等学科手牵手，涉及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诸多方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和民生。
作者参加会议的照片
回顾离开“中心”这些年，我感觉自己就像83版《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一路比武、一路学技，也最终幸运地遇到了我生命中的郭靖。感谢“中心”能在那个年代为我的成长架起一座桥，让我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同时具备了国际视野。“中心”一流的教育归功于创始人的开明和远见，同时，它也与所有“中心”人的踏实奋进和追求卓越分不开。
作者近照
（作者系1996-1997级中心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