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1日晚七点，来自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美方驻中心研究员Lily Chang女士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抗战时期（1931-1945）的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Lily Chang女士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从社会、道德及法律方面研究了少年罪犯问题. 她认为当时的社会秩序破裂是滋生少年犯的主要原因。

 

 

首先，Chang女士为大家介绍了时代背景。三十年代的中国，以1937年抗战为分界线，妇女和儿童的地位截然不同。 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生活条件比较好，部分人还有上学的机会。当时社会盛行“ideal children”观念，即儿童本性天真无邪，心智未熟，正如一张白纸一样，社会应担负起对儿童的教育之责任，他日众人必能成为国之栋梁，社会之精英。

 

1937年抗战爆发后，民不聊生。贫困，饥饿，疾病等社会问题困扰着中国，儿童们流落街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大部分人开始沿街行乞，更有甚者进行盗窃或抢劫，沦落为少年犯。问题儿童的数量，从1937年到1945年间增加了一倍。

 

当时蒋介石政府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儿童教育问题，对少年犯的管教多依赖于法院的少年法庭。Chang女士重点选取了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汪精卫政府管辖的上海某少年法庭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法庭一方面要受到日本人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法官均由国民党任命，要对国民党政府负责。再加上当时中国社会法律尚不成熟，对少年犯的审判更多是靠法官的个人裁量，因此这个法庭的审判记录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上不同势力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抗战时期少年犯审判的最大特点是法官常出于怜悯被告而对其减刑。在Chang女士研究的500多个案例中，她发现法官对于因贫穷饥饿而抢劫的少年，或是因照顾小儿而不得不偷盗的母亲，有相当一部分给予了减刑或免除执行刑罚的宽待。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官充分了解贫困是逼迫孩子堕落的原因，社会领导人相信一旦战争结束，少年犯问题自然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也是对日占区政治压力的抵抗。

 

另外，战时社会对儿童的期待也与战前“ideal children”有所不同。当时儿童被看成可以利用的抗战力量之一，而问题少年则被视为潜在的颠覆政府的势力。因此对儿童的期待主要在于希望他们能成为抗日战士，而“好好读书，长大建设国家”的观点则不再流行，这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少年犯的产生与增多的主要原因是战争令国家动荡，社会不稳。通过Chang女士的报告，大家对这一段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撰稿人：顾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