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下午，来自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徐以骅教授为中心同学做了一场关于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影响的讲座。讲座内容丰富，从学者理论与外交实例中分析了宗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并简述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在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方面，徐教授谈到三点：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宗教影响力上升，尤其体现在《1998年宗教自由法》的出台以及911事件上。从这一立法中可以看出美国将宗教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部分，并将美国的宗教价值观用于其外交，使其在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冷战后宗教影响力增强的原因有五，一是冷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减低，美国希望在外交中争取道德高地，于是将宗教、伦理、人权等因素的重要性提升；二是全球多种宗教复兴加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宗教发展迅速。非洲国家已超过欧洲成为基督教第一大国，而亚洲正在赶超非洲；三是美国宗教（基督教）右翼崛起，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随着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犯罪、暴力、性和家庭关系混乱等问题时，他们便产生社会疏离感，并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图改变；四是教徒认为他们的想法代表自己的宗教传统，代表全世界同教教徒，这种普世价值使他们认为有责任拯救全世界范围内被迫害的兄弟姐妹。五是教会的造势能力与新技术结合，他们可以短时间内召集大量的教徒影响政治决策，如自由派会通过朋友关系，保守派会在选区施加压力，进行抗命、游行、竞选、助选等活动。

 

其次是思想方面的作用。例如小布什与卡特都是重生派基督徒，其宗教背景为其对外政策提供了“终极视角和道德底线”，使得外交政策出现道德化。1983年美国天主教会发表《The challenge of peace》试图冻结核武器，其编写过程花了几年时间，动员了上千名科学家、宗教学家等，使其很具说服力。另外，传教运动依然盛行。美国现在是第三次对外援助浪潮，而现在很大一部分援助金是由社会力量筹集，如教会为非洲艾滋病防治提供的150亿美元援助。

 

第三，有关宗教影响扩大的趋势。①国会化，即通过立法程序推动宗教活动进入对外政策；②机构化，如设立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等，使宗教因素渗透入外交，并获得机构的位置；③国际化，宗教组织通过多边、单边、多边合作进行活动，利用人权公约、宗教公约以及关注宗教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活动；④草根化趋势。通过基层教会和教堂开展活动，动员教徒关注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⑤联盟和联盟化倾向；与各种非政府组织联合，比如同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权组织合作向有关国家施加压力；⑥媒体化，教会可通过人脉关系获得很多内部信息并曝光，对外交部产生压力或影响，甚至直接避开国务院等决策环节；⑦安全化趋势，美国已经开始从安全角度来看宗教，使其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并与国土安全联系在一起。

 

徐教授在讲座的最后简单的谈了宗教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首先他介绍了几组数据，中国现在每年印刷1200万册圣经，其中800万册向往国外，已成为圣经的主要印刷地；国外有不少关于宗教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有些书印刷量远高于Times的畅销书单；另外中国的期待基督宗教信徒的数量，根据不同的机构调查都有明显增加。

 

其次，关于宗教自由问题，中国由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庙会）的管理，其中社会层面很宽松很自由。政府其实创造了大量的空间，有足够的宗教容忍。而在外交中，在宗教自由方面也常常出现国际标准与美国标准之争以及话语权之争。

 

另外，中美在911之后有了很多安全共识，全球化和宗教复兴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而中国是最不可能在宗教问题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中美在宗教与安全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讲座最后，徐教授还将几本自己最新的关于宗教与美国外交方面的书赠送给中美中心，为同学们的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提供帮助。非常感谢徐教授的精彩讲座与书籍！

 

撰稿人：赵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