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课题（中文）：

 

伊斯兰反美主义与小布什政府公众外交的困境

 

内容提要：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存在，而伊拉克战争加剧了这种反美情绪，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严重受损。为了改善美国形象，小布什政府加大了“公众外交”的力度，旨在通过扩大对伊斯兰世界的宣传，来影响伊斯兰世界公众对美国的看法，以期消弭反美主义，改善美国形象，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和“民主扩展”，但效果甚微。其原因在于：美国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时严重损害了伊斯兰国家的利益。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民主岂能以武力强加？另外，在美国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例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美军的“虐俘丑闻”、“亵渎《古兰经》事件”等都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因此，美国的公众外交努力，例如对伊斯兰世界的宣传等，在伊斯兰世界看来，只是为其推行的霸权战略和傲慢的外交政策辩护而已。作为强者的美国和作为弱者的伊斯兰世界，双方在一系列议题上的认知差异以及美国在所谓“民主扩展”中的“双重标准”导致美国公众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所推行的全球霸权战略与其所宣扬的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致使小布什政府公共外交面临无法超越的困境。

 

伊斯兰反美主义

一、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存在严重的形象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两极格局进入历史，而新的世界格局尚在形成之中，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单边主义的方式按照自身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小布什政不仅在单边主义上走得更远，而且强调使用“先发制人”、“改变政权”、以武力“输出民主”等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伊斯兰世界的利益。作为美国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伊斯兰世界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将自身的困境和苦难宣泄在仇美的情绪之中。

根据2002年10月和2003年5月佐戈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 Poll）和2002年及2003年4月至5月皮尤中心（Pew）两家民调机构在相关伊斯兰国家的民意调查，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满意度很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伊拉克战争一年以后，2004年3月16 日皮尤中心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的形象问题仍未改观。到2005年初，随着美国在东南亚海啸中对受灾国家的大力援助，美国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国家有所改善，但总体形象仍然不佳。2005年7月23日皮尤中心发表的民调显示，美国在伊斯兰国家的满意度仍然很低；不满意度仍然居高不下。

      

       二、伊斯兰反美主义的原因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如此低的满意度反应了伊斯兰世界强烈的反美主义，而这种强烈的反美情绪的成因却是复杂的。首先，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满甚至愤怒是伊斯兰反美主义的历史根源，核心表现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极不公正。“9/11”事件激活了长期以来在伊斯兰世界中反美、仇美的情绪。美国的敌人，塔利班和本·拉登等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者，在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心目中却是“英雄”。 “9/11”事件一个月后，美国《新闻周刊》（2001年10月15日）刊载了垡利德·扎卡利耶（Fareed Zakaria）的著名文章，“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Rage），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美国？”他认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对美（国）阿（拉伯）关系充满了失望。”他进而指出，阿拉伯人认为，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来源于“具体的、残忍的美国政策”。

 

       第二，伊拉克战争是“9/11”之后美国形象受损的关键因素。伊拉克战争前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达到了高潮，佐格比和皮尤两家机构在2003年做的民调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小布什政府认为的所谓“解放伊拉克人民”，“结束萨达姆的独裁政权”，“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等政策宣示在伊斯兰世界看来是对伊拉克赤裸裸的入侵。甚至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也对伊战提出了批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前院长小约瑟夫·奈也认为，伊战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 核心原因是美国应该通过“软实力”（即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的魅力）而不是使用武力来“推广民主”。[1] 换言之，民主是不能以武力强加的。美国新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伊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2]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资深政治分析家（曾于1988年至2000年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系教授）史蒂芬·彼莱蒂尔（Stephen Pelletiére）也批评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是“假道德之名，行夺（石）油之实”，奉行所谓的“强权就是公理”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might makes right）[3]

 

第三，美国政府在执行对伊政策中出现一些重大失误，例如在伊战中造成相当多的平民伤亡，美军部分士兵的“虐俘事件”、“亵渎《古兰经》事件”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

 

       第四，美国在中东，乃至穆斯林世界推广所谓“民主”时，实行“双重标准”也是伊斯兰反美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穆斯林认为，美国一方面宣传所谓的“推广民主”，另一方面却又支持独裁政权。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如科威特、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并不是美国所认为的“民主国家”。事实上，许多穆斯林民众并不反对“自由”、“民主”的思想。作为美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民主”、“法治”等重要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根据凯邵·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的观点，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并不排斥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在“民主”议题上的双重标准。[4] 

 

       第五，美国（小布什）政府对自身及伊斯兰世界的身份的定位引起遭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美国人认为自己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两分法”在美国国务卿赖斯2006年1月18日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发表《转型外交》的演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说：“在自由的分界线两侧，我们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站在错误的一边的人们。”（We on the right side of freedom's divid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all people who find themselves on the wrong side of that divide.）。 换言之，美国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这种“我们正义”、“他们邪恶”的理念只能增加听众的反感和敌意。

 

第六，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很少或者没有考虑别国的利益，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关切，也是伊斯兰世界反美的重要原因。可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出了双方在认知上的差异。根据皮尤中心2004年3月16日发布的民调显示，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行动时不考虑他国的利益。在穆斯林国家中，79%的土耳其人、77%的约旦人持有这种观点。甚至美国的盟友法国和英国也分别由84%和61%的公众说美国很少或者根本关注他们的利益。而70%的美国人却持相反的观点。 [5]

 

小布什政府的公众外交的具体措施、失败原因及教训

 

一、具体措施

为了减轻伊斯兰世界的敌美、仇美的情绪，改善美国形象，小布什政府从“九一一”之后加大了“公众外交”的力度，加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宣传，以期通过媒体宣传、接触并影响影响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看法，进而改善美国形象。

小布什政府第一任美国国务院主管美国公共事务和公众外交的助理国务卿的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反美情绪，改善美国形象。

首先，针对“恐怖分子攻击世界”的问题，比尔斯及其同事撰写了《恐怖主义网络》（“The Network of Terrorism”）的宣传手册，指出“基地组织”在全球45个国家的活动网络，并将该手册翻译成36种文字，由国务院在全球负责发行。该手册的发行实质上是向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恐怖主义是全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配合。

其次，针对“反恐并非反伊斯兰”的思想，比尔斯与2002年制作了题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电视节目。该项目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于2002年12月对外放映。该节目讲述美国的穆斯林在“9/11”之后仍然在过着他们正常的生活。该节目旨在宣扬美国的宽容和宗教自由政策。比尔斯的另外一个公共外交努力体现在她的宣传片“美国的穆斯林生活”，表达了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观点。

此外，为了打赢所谓的“宣传战”（war of ideas）， 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加大了广播宣传的力度。例如在2002年3月开始设立萨瓦（Radio Sawa）电台、2004年2月设立艾尔忽拉电台（Alhurra, 意为“自由”The Free One），专门针对中东地区进行广播。

最后，比尔斯还斥资六千一百万设计了一些长期的交流项目，如学习伙伴（The Partnership for Learning: P4L）和青年交流和学习计划（Youth Exchange and Study: YES），所有者一切，旨在“直接支持反恐战争”。

      

       二、失败原因

尽管比尔斯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却没有多大改观，其核心原因为：首先，小布什政府进行公共外交活动的假定前提值得商榷。小布什政府认为，穆斯林世界恨美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比尔斯所进行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属于单向信息交流。她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诸如“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美国的清真寺”（“Mosques of America” ）的等活动着重介绍美国穆斯林生活，却忽视了反美情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伊斯兰世界不满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不满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做法。

第二，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配合公共外交活动而发生变化。美国公共外交所宣扬的自由、宽容、民主，与穆斯林世界公众所看到的现实并不相符。穆斯林公众听到的是美国公众外交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和宽容，然而，他们所看到的却是美国出兵伊拉克，入侵他国，支持对自己友好的不民主国家。这样以来，美国就失去了世界的信任。正如安·迪德曼（Anne Tiedman）在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采访的一位阿拉伯学生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来美国不久的阿拉伯学生，我非常喜欢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美国人都对我非常尊敬。但同时，我也看到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我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毁灭性”。

 

第三，资金投入的不足也是比尔斯公共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2003年，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开支为60亿美元，其中有54亿花在了通讯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下属的诸如“美国之音”等电台的对外广播上。这其中对中东地区合作伙伴是10亿美元，该计划旨在为该地区妇女提供政治、经济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在60亿中，仅有15亿被用于穆斯林国家，况且这笔费用中绝大部分用来支付交流项目、公共事务官员以及使馆中从事公共外交的工作人员的薪水。事实上，真正用于公共外交扩大服务项目的资金只有2亿5千万美元。又如，2002年美国全年在公共外交上的投入仅为10亿美元，而同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开支是3479亿美元。[6]

 

第四，作为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并没有充分地参与美国对外决策的整个过程。[7] 换言之，政府必须将公共外交视为整个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官僚政治中各部门为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时，尤其是布什第一任期间外交政策由国防部和白宫主导，国务院被边缘化的情势下，公共外交想要参与决策，甚至在决策中享有巨大发言权恐怕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比尔斯之所以“出师未捷”的关键原因。 

             

     三、教训和启示

       夏洛特·比尔斯失败的教训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美国试图改造世界、称霸全球的战略与美国所奉行的“很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是美国公共外交难以建树的瓶颈，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换句话说，美国官方的对外宣传与政府实际奉行的政策在其对象伊斯兰世界看来并不一致。这一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从理论层次来看，那就是美国的固有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与美国的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用南希·斯诺（Nancy Snow）的话来讲，两者的冲突实质上是“现实政治（权力塑造权利）与软实力（权利塑造权力）”之间的冲突。[8]  事实上，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并不是不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科技、人文、价值、流行音乐等非常喜欢，但他们无法接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满美国的霸权主义，痛恨美国在骄横跋扈，厌恶美国在国内搞民主却在国际上搞强权，憎恨美国动辄诉诸武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以及在他们关切的实际事务（如巴以问题、人权问题）中实行“双重标准”等。如果宣传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久而久之，势必会失去外国公众对美国的信任，美国的信誉就会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拉密斯·安多尼的《事实胜于雄辩》[9]，安东尼·博林克的《赢得思想之战》[10] , 德克·基南的《赢得穆斯林的心》[11]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第二，公共外交一定要“想听众之所想，急听众之所急”，即了解听众所关心的问题。如果不了解或不愿去了解外国公共的所想所感，只是单方向地加强对外广播，打宣传战，那无异于“聋子对话”，其效果可想而知。同时，公共外交一定要加强与外国公众的双向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理解和配合，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公共外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可能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有代表性人物之间的交流，青年学生以及年轻朋友之间的对话，甚至商业团体的参与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要消除外国公众对某一个国家的误解和怨气，决不是短时间的一些交流项目能解决的，它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它涉及面广，既有政策层面，也有文化层面，还可能牵涉到文明、宗教、历史等诸多因素，所以不可指望一蹴而就。同时，在与他国的公众交流时，一定要平等相待，切不可傲慢无理。正如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所讲的那样，“美国外交政策本身，美国选择传播信息的渠道，甚至说话的语气等都至关重要。”[12] 难怪罗伯特·萨特罗夫（Robert Satloff）在给小布什政府第二任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加林·休斯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不要带有优越感，也不要忸忸怩怩。与穆斯林谈话时要慎重、坦诚、大方。许多人可能会反对美国的某些政策，如伊拉克战争，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没有关系。我们应该随时倾听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抱怨，与他们进行不断对话，并且同意‘求同存异’（‘agree to disagree’），以便团结他们，共同反对极端主义。不管他们是正统教派，还是假借宗教之名；也不管他们是离经叛道还是世俗的穆斯林，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激进的伊斯兰，我们就应该随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感受）。”[13]

 

       第四，我们要认识到，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实质上处于从属地位。负责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是否能够充分参与美国外交决策并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与公共外交的目标之间矛盾能够缓和，那么公共外交还是能够起到重树美国形象，恢复美国信誉，为美国赢得世界的尊重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果按照目前“单向交流”、“缺乏信誉（credibility）”、对外宣传与外交政策脱节等老路走，美国公共外交势必会导致小布什政府在改善美国海外形象方面再陷困境。

 

2.      Research Proposal:

 

With regard to my dissertation, I plan to work on Anti-Americanism in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Dilemma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of the Bush Junior Administration.

 

Anti-Americanism has existed in the Islamic world long befor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war over Iraq exacerbated Muslims’ hatred of America, which severely damaged American image. In order to promote American imag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xpanded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expecting to alleviate anti-Americanism and better serve the war on terror. However, as the rating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dicate, the US image in much of the Islamic world is still very negative. Apart from the resentment of the Iraq war, what are the more profound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anti-Americanism in the Islamic world? What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has the Bush (Jr.) administration made to ease the antagonism of the Muslims? Why did these efforts fail to produce the desired results? What are the major challenges ahead? To what degree is it feasible for America to bring genuine peace and democracy to the Islamic world, by means of force? These are the major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n my research project.

 

I.                    America’s Image Problem in the Islamic World

 

       America has a serious image problem in the Islamic world. Anti-Americanism is a real challenge to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the Bush team believes i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and its efforts to inform, engage and influence the foreign public. To tell America’s successful story, to get Muslims to understand America’s goodwill, and to generate a positive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US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To the Bush team, America is “on the right side of freedom’s ride …… to help all people who find themselves on the wrong side of that divide.”(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Jan. 18, 2006) Therefor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R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Western-style democracy in the Islamic world so as to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the people there. The rhetoric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ounds fine, but the Islamic world simply does not buy the American view, for they are questioning the feasibility of imposing the so-called peace and democracy by means of force. They view the double standard taken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democracy” as a betrayal of freedom. They regard America’s war over Iraq as an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rather than a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a liberation of the Iraqi people. They consider the roots of all their problems as the result of “specific, brutal American policies”(Fareed Zakaria, The Roots of Rage, Oct. 15, 2001). Such a great difference in views between the two sides derives from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n even the same issue. In my view, the strong resentment of the Islamic public towards America has its roots in (a) a strong dislike of America’s long-term support for Israel, (b) the war over Iraq, (c) the resentment of imposing democracy by means of force, (d) the serious errors committed during US military action in Iraq, such as the abuses of war prisoners, the blasphemy of Koran, etc., (e) lack of concern over the interests of the Muslim countries when making U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 standard” in the so-called “expanding democracy”, (g) the US long-term portrayal of itself as “good” while labeling others “evil”, etc. 

 

II.                  The Dilemma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Bush team initiated a series of programs such as (a)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pamphlet “The Network of Terrorism”, (b) the produ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Shared Values”, (c) the exchange programs like The Partnership for Learning and Youth Exchange and Study, (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MEPI), and others. The US government also expanded so-called “information war” through radio (Radio Sawa)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Alhurra) to the Islamic world. Despite such efforts and others, the US image is still negative. The dilemma is, the more efforts the Bush team makes to tell the Muslims about America’s goodwill to bring democracy to the region, the more exasperation America witnesses in the Islamic world. In other words, the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turn out to be counterproductive. Then, what’s wrong with such efforts? How should the Bush team improve their work? In my view,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o win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ware that deed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The Muslims do not care what America says, but they do care what it does. America must show, through genuine actions to help the Islamic world wipe out povert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concerns. Second, in the course of informing the foreign public, America must be read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in a humble, or at least equal posture, ready to listen rather than lecture, for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is a two-way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one-way approach. Third, the Bush team must enhance the status of public diplomacy to the Cabinet level and be ready to take it into account while mak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cisions. Last but not least, in addition to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must resort to private organizations to help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 people and help them in the name of America. So long as the locals can experience America’s goodwill and the benefits of American policies, their misperceptions and resentment or even hatred of America might be gradually alleviated and eventually wear off.

 

       Such is a brief review of my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project. But I also have enormous problems in working on my dissertation. First and foremost, I am bereft of sufficient sources (such as relevant books, public surveys, government documents, papers, journal articles, etc.) on both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US public diplomacy efforts. Second, I also need to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the basic theory behind public diplomacy, such as “soft power” theory put forward by Prof. Joseph Nye. Third, this project is also involved with image studies, which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y dissert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in Nanjing University is endowed with an excellent library and distinguished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ply for a research position for six months at your institute. I would highly appreciate your consi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