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在匡亚明报告厅为中心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理解战略研究”的讲座。讲座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新视角来解读行为和战略的关系，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逻辑严密，听来颇有收获。讲座结束后中心师生踊跃提问，场面别开生面。

 

 

唐世平教授是美国Wayne 州立大学分子生物及遗传学的博士，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现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授。他的研究独树一帆，著述颇丰。他从生物学的假设出发来研究国际政治关系和制度变迁，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国家的战略行为的起源和演变，国家的学习能力和经济增长等。讲座正是其理论体系的大综合。

 

首先，唐教授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惯以自我（ego）的标准和现世需要来评价他人或政策，经常用简单类比来评价历史，忘记历史事件的背景；因此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受到人们线性的、非进化的意识的影响，比如忽略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其他行为体的反应。“这是种错误哦，我要先打击一下大家，小心不要跌入套套逻辑（tautology）”，他风趣地告诫道，并举08年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必然要做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比较为例，指出该现象的普遍性。

 

接着唐教授从生物群体进化和信息处理的成本节约方面归纳人类意识和认识存在路径依赖，从而造成评价偏差的延续和固执的心理，即自我中心主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族群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利的社会进化心理惯性在外部环境或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等因素的综合制约下，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和评估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往往难以确定对方的意图和决定，因此该行为模式造成双方相互的错误评估：因为恐惧和不确定性而高估恶意、低估善意。甚至当对方行为是我方喜好的，也被认为其是被迫的，反之则认为其恶意是有意的。当外界环境中多方因素存在矛盾和相互影响，这种情况表现的更为严重，最直接的例子是“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国际社会的担忧来自于生物自利角度的心理倾向，而中国政府一方面采取军备信息模糊化策略，一方面又大力驳斥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空穴来风，忽略了担忧的真正来源，给真正要寻找借口的群体制造了机会。

 

讲座结束后，大家就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达尔文主义的取舍、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解决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战略等问题与唐教授进行了坦诚的交流。讲座持续了约两个小时，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而会场之外的讨论仍在继续……

 

 

     撰稿人：李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