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巡视员、经济学教授赵建中先生在匡亚明报告厅为中心师生作了题为“中国行政机制的由来与发展及中共民主集中制度的变化”的讲座。

 

首先，讲座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入手，剖析了地理条件与华夏民族形成的关系。中原的北方是大漠戈壁，西方是高山荒原，东方是大海，西南是湿热山地，相对封闭的地形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地理基础。其实，基于地理角度的分析方法并不鲜见，最广为人知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他主张在历史研究上从地理时间、人文时间、个别时间三个层次来探讨。以《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例，他不像传统的历史写作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而是先从地理环境出发，其次探讨社会经济型态，最后才以这些为基础，来说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在他看来，那些在许多历史著作中着重探讨的军事政治冲突只是地区文明长期发展之中的小小的波澜而已。

 

其次，讲座者论述了中国中央行行政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黄帝到尧舜禹的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到夏商周时代的分封制，再经过诸侯兼并战争以及秦汉帝国的形成，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制得以确立。到魏晋六朝时，皇族大起纷争，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使得皇族势力被削弱，与之对应的是门阀政治的兴起，国家权力被固定的数家贵族门阀所把持。唐朝中期以前，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中央集权强盛，而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鲸吞了中央所拥有的权力。宋朝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富庶，中央集权稳定，不过最后由于外族入侵，王朝走到了尽头。从丞相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制，元明清的趋势则是中央集权力度的逐步扩大。总的来看，中国政治发展遵循了专制主义下的中央集权路径。

 

再次，讲座者继续阐述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行政机制的形成要素和特征。第一，他认为中央集权行政机制在一定意义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也是宗教的替代物。中国从古以来并没有强有力的全民信仰的宗教，但同时，中国也需要共同文化作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央集权行政机制，作为制度纽带，可以发挥同宗教一样的作用，用以整合广袤国土、庞大人口的国家。第二，中央集权制的产生与小农经济息息相关。在涉及国家形成原因的诸多学说中，有学派认为小农经济下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人们建造水利工程、在灾馑之年放粮救灾。由此推论，在农业经济的这些刚性需求下，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再次，中央集权体制的精神给养是儒家思想与一些法家、道家思想的结合。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表面现象，历代统治者的帝王之术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外儒内法，济之以道”。如明成化帝朱见深的《一团和气图》所阐释的“三教合一”所折射的，儒释道已经深入人心。最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在内忧外患时不至溃散成一盘散沙。同时强大的中央集权也会压抑地方的活力，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少数统治者的能力大小与意愿。

 

接着，讲座者分析了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制的基本构架。历史上来看，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是两大中央行政制度，周的分封制、秦以后的郡县制、汉以后的州县制到南宋以后的行省制是三大地方行政制度。讲座者之后简要地介绍了现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和行政区划层级。全国现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345(不含港澳台)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286个地级市、15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2856（不含港澳台）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857个市辖区、369个县级市、1456个县、117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41658（不含港澳台）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2个区公所、7194个街道、19683个镇、13587个乡、1085个民族乡、106个苏木、1个民族苏木）。662238（不含港澳台）个村级行政单位（包括街道办事处）。

 

随后，话题转向了民主集中制，讲座者论述了其由来、内涵和中国化的过程。民主集中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提出并实行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意思是国家机构不采纳权力互相制约原则。由书记主持工作，各委员集体研究制定部署、决定、规定和要求，并把它贯彻落实到部门系统的工作中。民主集中制最初的中文翻译为“民主主义的集中权”、“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称之为中央集权制。1923年5月10日，施存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的集中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大会上，把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概言之，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的集权制，它“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随着讲座即将进入尾声，赵建中博士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关于集权与分权、集中与民主的思考。不论集权与分权，其前提是必须清楚国家权力为谁服务？权力向谁负责？在这个前提下，可以从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讨论制度的优劣。不可否认的是，集权有可能导致专制，分权则可能引起民粹。在选择具体制度的时候，要考虑到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的民族性格。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演讲者与台下观众就台湾民主制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人：赵泽丰)